●历史给予这块曾经蒙受屈辱的中国土地的补偿，是在中国南部大陆的边沿，站立起了一座属于世界交通史、贸易史和文化史的历史名城。 ●可以把这种二元乃至多元的不同文化在澳门的共处，比喻为一种“鸡尾酒现象”。从表面上看，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如鸡尾酒一样五彩斑斓，但细加审视，各种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如鸡尾酒一样层次分明，虽然在不同层次之间会有一道小小的过渡，但绝不是融合或化合。 ●七、八十年代是澳门重新崛起的开始。它有着邻近的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得力于中国内地的政治变动和改革开放，还有着即将回归唤醒澳门人的主人意识。
澳门的回归，将成为二十世纪落幕之前中国的最后一件大事。
然而时至今日，澳门在许多人的心中，还是一团谜。
人们习惯用一个公式来概括澳门四百年的历史：从东方的梵蒂冈到东方的蒙蒂卡罗。
前者说的是澳门的昨天：昨天的澳门是一座东来的传教士聚集的宗教圣都；后者说的是澳门的现在：现在的澳门是一个赌场遍布，伴以青楼和当铺的销金之窟。
本世纪二十年代，英国现代诗人奥登曾经为澳门写过一首十四行诗，其中一段写道：
救世主和门徒的洛可之图象
向呼么喝六的赌徒承诺身后的赌富
教堂与妓女比屋周旋，证实
信仰确能宽恕原欲
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诗人不无反讽的调侃，或许正证明这一“从圣都到赌城”的澳门公式被普遍认可。尽管诗人对上帝与赌徒之间的相互容忍怀有几分嘲弄的不恭。
然而对于生死于斯的中国人，对于曾经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而今天面临新生的澳门，仅仅这一个公式，公平吗？
质疑这一公式，便成为我们走近澳门的开始。
1553年，当葡萄牙船队循着半个多世纪之前他们的同胞华古士·达·加马发现的欧亚新航线，穿过好望角和印度的果亚进入南中国海，在一角潮流平缓的大陆突出部弃舟登岸。这些碧眼红须、饱历风霜之累的水兵，迎面看到一座香火氤氲的寺庙，顿感一种东方的神秘和温馨。他们找来一个黑发黄肤、麻衣短褐的东方人打听：这是什么地方？人们在惊慌中指着那座寺庙答说：“妈阁。”
于是，“MACAU”，这一音译的葡萄牙文，便成为澳门的代名，在西方各种史册、典藉和著作中，流浪了四百多年。
然而此时，澳门编入中国版图，已经1800多年了。
澳门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前三世纪。当秦始皇统一中国，澳门是绘入版图的南海郡番禺县的一部分。
不过澳门真正的定居村落的出现，要迟至十三世纪的南宋末年。在此之前，它只是闽粤商船和渔民随季风而来的临时寄泊之地。据稗史所记，南宋末代皇帝端宗赵?率十余万军众泛海南下避难时，曾因台风而临时驻扎在澳门，凭借妈阁山的高峻地形抗御追击的蒙古大军，而后又从这里入海渺亡。这段历史为澳门的正式登场涂上一重神秘的色彩。因此澳门最早的定居者，便有随赵氏南来流落在此的一部分南宋遗民。其有力的物证便是现存于沙梨头的土地庙“永福古社”，据考证始建于南宋末年，相传是随赵氏南来避难于这片蛮荒之地的先民，为祈求福祉所建。至明，澳门村落已渐繁盛，望厦、濠镜、南湾一带和今日的灰炉头等地，均有人居住。清代举人赵允清在《重修澳门望厦村普济禅院碑记》中称赵氏先祖赵彦方原籍浙江，“家自闽宦”，明洪武十五年（1387年）“改官之香山”，卒于任上，其后迁入望厦村，“遂世居澳地”。这是见之文字的最早入居澳门的官宦之家或文人之家。如果说，最早进入澳门的闽粤移民，带来的主要是平民的常俗文化，那么至少到这时，作为中华文化另一精粹层次的士族文化，便也开始植根澳门了。
相传闽人初来时，妈祖化身一老妪，登舟随行，夜驰千里，安抵澳门后即渺身而去。此后闽人往来澳门，舟楫多赖圣母保佑。为感念神灵圣恩，便将妈祖登岸的地方称作“娘妈角”，并在此建妈祖阁，奉祀发祥于福建莆田的海上保佑神林默娘。初名海觉寺，又名正觉禅林，俗称妈阁庙。其半山的弘仁殿，有碑可考，始建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年）。由此可以推见，妈祖阁的初建，当还在此之前，迄今至少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了。
这里就是后来葡国船队最初登岸澳门所见到的那座香火氤氲的庙宇了。西方人说他们发现“MACAU”，可是在他们“发现”之前，“MACAU”——澳门已经作为中国南方大陆临海的一角，存在十几个世纪，并且已经有了数百年中华文化的薪火承传了。
在十五六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大都隶附于神学院之中。因此，经过神学院正规训练出来的传教士，往往都是术有专长的饱学之士。但要来中国传教，还必须熟知中国文化，才能进入中国社会的深层和高层。于是，始建于1563年的圣保禄教堂——俗称三巴寺，即今天烧剩一堵高墙的“大三巴碑坊”，便附设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圣保禄学院。这是西方教会在东方创办的第一所西式大学，其目的是教给西方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的方法。因此它除了一般神学院所设有的宗教课程以及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外，重点是教授中文、东方文化和礼仪。从十六世纪以来澳门确实荟萃了一大批日后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扬名的各国传教士，如意大利的利马窦、德国的汤若望、法国的金尼阁、葡萄牙的徐日升、比利时的南怀仁等。他们以传播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尊重中国文化传统的儒雅谈吐，博得文人学子、达宫贵胄，乃至当朝皇帝的青睐，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中国社会和文比的发展。
作为西欧列强殖民东方的历史之一部分，基督教传入中国，夹杂着许多宗教以外的并不神圣的目的；但作为传教士个人，他们往往有着令人感动的虔诚和献身精神。据说当年利玛窦为了进入中国传教，曾经竭诚在圣保禄学院修习了两年。来到广州后，为了能够进入北京，他甚至宣布脱离自己的国籍，愿做中国子民；而后又剃发去鬓，穿上僧袍，俨然一个洋和尚；最后才重新换上儒服，交结官员文士，经过这一番努力，总算进入中国士族政治的核心。
有着这种虔诚的献身精神，他们的业迹当然刮目相看。他们本身就是西方文化的承载者，来中国传播西方的哲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舆图学、医学、建筑学、语言学、文学和艺术。以西方的科学理性，改变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崇尚的玄学之风，使明清之际的经世致用之学蔚成风气。另一方面，他们来中国久了，广泛地接触中国的社会，深知中国的文化传统，并为之打动和感化。因此在他们身上，便同时成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承载者，热心着将中国古代的典籍著述，译介到西方。利玛窦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翻译《四书》；金尼阁也在天启六年（1625年）用拉丁文翻译了《五经》。之后又有殷铎泽和郭纳爵以《中国的智慧》为名翻译《大学》；殷氏后来又以《中国的政治道德学》为名翻译《中庸》。其他如《论语》、《易经》、《诗经》、《礼记》等都有多种拉丁文译本出现。1585年由传教士多萨撰写的《中华大帝国史》、1658年由传教士卫匡国撰写的《中国历史》（上古部分）相续在欧洲出版，并译成多国文字，风行一时，大大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这些传教士在回国复命时，还携回了大量的中国书籍。如柏应理返罗马时带回了四百多册书籍，藏于梵蒂冈图书馆，白晋返法时将三百多卷中国图书送给国王路易十四，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傅尔蒙皇家文库，藏有数千卷中国图书，大都来自这些传教士的搜罗。
这一切不能不对西方社会发生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古典哲学、自然神观和重农思想，曾经使西方的思想界受到震撼。据文化史家的研究，中国的古典哲学曾经帮助德国哲学家莱勃尼创立德国古典思辩哲学，并经由其学生沃尔夫的进一步系统化，为沃尔夫的学生康德所吸收，从而创立了德国古典哲学，一直影响到黑格尔和马克思。在法国，则为“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所吸收，以其无神论、唯物论和民本思想，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哲学思想基础，而中国的重农思想，则影响了著名经济学家魁斯奈“重农学派”的创立，以其关于中国重农学说的论著，感动了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史密斯，在其代表作《富国论》中抨击了当时流行欧洲的重商主义。
这一切都是经由澳门——中国最早一个开放门户进行的：或者经由澳门的修习进入中国，或者将大批典籍搬到澳门翻译和运回欧洲。历史给予这块曾经蒙受屈辱的中国土地的补偿，是在中国南部大陆的边沿，站立起了一座属于世界交通史、贸易史和文化史的历史名城。
当我们把澳门作为十六七世纪的世界性贸易大港和东西文化交流中心来审视时，不能不遗憾地发现，每年数百万银两的贸易是在澳门直接进行的，而更具深长价值的东西方文化交流，却只在澳门“过路”。西人的东来，意在整个中国，而非一小块突入海岬的蛮荒之地。澳门只是他们进入中国的一块踏脚石。直接的贸易现实和间接的文化储备，经济与文化这一既相伴又相悖的现象便带来澳门文化的特殊形态。
一位研究澳门文化的葡萄牙学者潘日明神父曾经考察了百年前澳门洋人和华人的居住情况。他从半岛的中部划一道线，中部和东南部古城一带是“洋人区”：在“具有葡萄牙建筑风格的住宅和小巧别致的宫殿及其花园和西方果树”的异国情调中，“从晨曦微露到夜幕降临，教堂悠扬深沉的钟声，兵营里阵阵撼动山岳的战鼓声与雄浑激越的军号声，赋予澳门以独特的色彩”。而从妈阁庙到莲峰庙的内港沿岸是“华人区”，传统的衣着打扮和生活习俗，大同小异的一层或二层的小楼，以及穷人用土砖砌墙、茅草盖顶、木椿支撑的棚屋，使你直觉是走在南方某个古老的村镇。面对小小半岛上这种界限清楚、互相对峙的文化差异，这位神父不能不感慨：“葡萄牙和中国两个社会，隔墙相望，和睦相处。”
这是澳门独特的文化生态。西人东来，悉心研究东方文化，但他们在澳门的生活并不愿有太多东方文化浸入其间。同样，居住在澳门的华人，虽然满眼洋玩意儿，仍然不为所惑地按照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生活。可以把这种二元乃至多元的不同文化在澳门的共处，比喻为一种“鸡尾酒现象”。从表面上看，澳门文化的多元性如鸡尾酒一样五彩斑斓，但细加审视，各种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如鸡尾酒一样层次分明，虽然在不同层次之间会有一道小小的过渡，但绝不是融合或化合。
这自然与澳门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以租借为名的葡人的入踞，使澳门逸出于中国的政治涡漩之外。明清以来社会多变，便有一批批不愿随俗附庸的先朝名士，将澳门视作世外桃源和东山再起的将息之地避难而来。最早的是明亡之初义不降清的一群前朝遗民，荟聚澳门。如激于民族大义愤而削发为僧的迹删和尚（俗名方颛恺），曾佐唐王朱津拥立南明王朝于福建，事败后寄忠君、忧国、爱民于诗篇，流浪东安一带过着山人生活的张穆，在国变后托钵为僧，而后还俗进行秘密活动，曾向郑成功献计谋取金陵的屈大均等，都在满人入关不久先后落足澳门，会同自安南归来的大汕和尚，以及澹归、独漉诸友，借望厦普济禅院设立道场之机，朝夕相处，诗文唱和。他们把个清静的寺院道场，变成感时忧世的文学沙龙，他们留下的大量作品，开拓了澳门文学充满忧患意识的优良的传统。
自晚明以降至民国之初近三百年，澳门有过一个传统文学的辉煌时期。考这一时期不下百名的墨客骚人，不外四种人者：一为避难而来的前朝遗民；二是宦旅澳门的各等官员；三系四方来澳游历、设席的文士；四是皈依天主前来学道读经的汉族教徒。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和不同的世情心态，以及澳门独特的自然景观和多元的人文背景，构成了这一时期澳门文学的特殊风景，为近代中国文学添上精彩的一页。
因此，当你走过灯红酒绿的葡京大酒店，你千万不要以为这就是澳门；你走进澳门市街，看到一幢幢红白相间的欧式建筑，你也不要以为这个有着欧陆风情的小城就是澳门；你还需要进入寻常的澳门人家，流连在那香火氤氲的寺庙和民居，感受浸透其中浓郁的文化气息和人伦天道，你才真正走进澳门社会的核心。这才是澳门的“中国”，或中国的澳门！
1835年，一场大火把有着二百年辉煌历史的圣保禄教堂烧剩一堵前壁，那个培养了无数传教士的西式大学圣保禄学院也被这把火烧得无影无踪。
这成了澳门历史的象征，澳门开始陷落了。
1840年，一场不光彩的战争使香港沦入英国殖民者手中。如同英国代替葡萄牙成为十九世纪的海上霸主，香港也代替了澳门在东西方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地位。
葡人踞澳比英人踞港早了近三百年。但葡人显然比英人缺乏远见。他们只忙于眼前的生意和如何进入中国内地，却忽视对澳门自身的建设。长久以来，半岛的澳门既没有铁路，也无机场，港口也较落后，更来不及发展现代工业。因此，一旦它在贸易和文化的中心地位失去之后，便不知干什么了。香港禁设赌场，便把赌场建到澳门来。于是澳门便成为香港人眼中的“澳门街”．豪商大贾携带万金来赌，家庭主妇每天挎个菜蓝子也来赌。澳门政府便成了主要靠收取赌税营生的不光彩的幕后庄家。烧剩一堵高墙的“大三巴”只供人凭吊过去，而一座鸟笼式的葡京大赌场则成了今日澳门醉生梦死的象征。
然而，绝大多数澳门人并不赌。尽管有人估计，澳门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家庭在赌场及其相关的企业供职，换句话说，赌场及其相关企业曾经养活了澳门三分之一的人口。但这只是职业的无奈而不是赌性的使然。我数度到澳门，澳门的朋友都极少涉足赌场。有朋友来也止于带他们到赌场观光一番，买二百元角子让朋友在老虎机前试个新鲜而已。可见近墨者也不一定都黑。澳门人依然保留着自己勤劳、克俭，重情和好客的纯朴民风。
历史有如潮汐，潮来将你推上浪尖，汐去陷你落入谷底。
七、八十年代是澳门重新崛起的开始。它有着邻近的香港经济发展的影响，更得力于中国内地的政治变动和改革开放，还有着即将回归唤醒澳门人的主人意识。澳门从昔日以博彩旅游为主的消费性城市，向着以出口贸易、加工制造、地产建筑和博彩旅游四大产业支柱为基础的多元化经济体系转型，教育、文化的相应发展，使澳门朝着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重新建立自己的形象。这是一次新的历史机遇。澳门在洗刷耻辱同时，也将洗刷自己仅仅作为“赌城”的不光彩的形象。
一个新的澳门正在孕育、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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